去敲门，赌咒誓，甚至掏出家里仅有的、皱巴巴的纸币作为“误工费”

和“压惊钱”

，才勉强稳住了几份最为关键的证言。

内外的巨大压力，像两盘巨大的石磨，反复碾压着林国栋的身心，他迅消瘦下去，眼窝深陷如骷髅，但他不敢倒下，甚至不敢流露出丝毫的脆弱。

他像一根被拉伸到极限、随时可能崩断的弓弦，透支着生命最后的能量。

而爷爷和林海，则肩负起最艰巨的“公证”

使命——他们需要带着那些珍贵的照片和千辛万苦搜集来的原始证言，再次奔赴县城，寻找公证处，办理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手续。

这无疑又是一次充满未知艰险的跋涉和一笔对这个贫困家庭而言堪称巨额的支出，但此刻，已别无选择，唯有破釜沉舟。

当时钟的日历撕下，显示公告期仅剩最后十天的时候，韩律师起草的、厚达数十页、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异议申请书初稿，连同更加详细的证据整理补充要求和一份长得令人头皮麻的待办清单，通过加急挂号信，送到了林国栋手中。

捧着那沉甸甸的信封，看着里面密密麻麻、如同天书般的法律条文、严谨到苛刻的逻辑推演和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任务清单，林国栋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

这已经完全、彻底地出了他这个山里汉子的知识范畴和理解能力边界。

但他心里清楚，这是通往生路的唯一一座摇摇欲坠的独木桥。

他强压下心中的恐慌，立刻将合作小组核心成员进行了最后一次分工：一拨由他亲自带领，继续留在村里，像筛子一样过滤最后可能找到的辅助证据，同时更要稳住已经如同惊弓之鸟的组员人心，应对王老五愈猖獗的骚扰和县里可能施加的新压力；另一拨，则由年轻、略通文墨且办事最为稳妥的林海挂帅，携带韩律师的所有文件和要求，以及目前已经准备好的核心材料，再次踏上奔赴县城的征途。

林海的任务是在县城找一个有固定电话的地方（比如邮局），定时与省城的韩律师保持联系，在韩律师的远程电话指导下，完成所有材料的最终整合、专业打印、规范装订，并攻克最难的公证堡垒。

林海的此次县城之行，责任重于泰山，形同第二次、更加凶险的“长征”

。

县城对于他们而言，依旧是陌生而充满陷阱的丛林。

公证处门难进、脸难看、流程繁琐得令人绝望，对来自穷乡僻壤的他们充满怀疑；打印社面对如此专业、格式要求极高的法律文书，也显得手足无措，排版错误频出，费用却高得吓人。

每一天，林海都在极度的焦虑、不停歇的奔波和与各种有形无形障碍的斗争中度过。

他严格按照韩律师在电话里的指示，一遍遍修改、核对每一个标点符号，神经紧绷到了极限，生怕出一点细微的差错导致满盘皆输。

与此同时，林国栋在村里也是度日如年。

王老五似乎嗅到了最终决战的气息，活动更加猖狂，甚至开始有陌生的、眼神闪烁的面孔在村子周围和茶园附近晃悠，气氛紧张得如同拉满的弓弦，一触即。

倒数第七天，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坏消息，通过公社李干事之口，正式传来：县里有关领导对林家岭合作小组“一意孤行”

、“引入外部力量对抗本地决策”

的行为“表示极为不满”

，要求其“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动”

，否则将“考虑采取必要措施”

，其中赫然包括“重新评估其茶园承包合同的合法性”

！

这无疑是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直接动摇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土地，是农民的命脉！

消息像瘟疫一样迅传开，合作小组内部那凭借最后一丝希望勉强凝聚起来的斗志，几乎在瞬间土崩瓦解。

巨大的、原始的恐惧如同冰水浇头，笼罩了每一个人。

连最耿直、最坚定的李老栓也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