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阐述了“收复河湟、招抚诸羌、孤立西夏”的战略构想，其远见卓识令仁宗击节赞叹，当即委以重任。

得到朝廷支持后，王韶踏上了拓边之路。

他深知边疆事务复杂，并非一味用兵就能奏效，于是采取“招抚为主，征讨为辅”的策略。

面对割据河湟的唃厮啰后裔，他先遣使通好，晓以利害，争取到部分部落的归附；

对于负隅顽抗的势力，则果断出兵，连下熙、河、洮、岷等六州。

在战场上，王韶身先士卒，屡破强敌，先后击溃吐蕃主力数万之众，将大宋的疆域向西拓展了二千余里。

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不仅为大宋增添了广袤的疆土，更获得了充足的战马产地和兵源，使得西夏被南北夹击，战略空间大大压缩。

王韶的拓边之功，不仅缓解了北宋长期以来的西北边患，更向天下证明了大宋并非只能被动防御，亦有开疆拓土的雄心与实力，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仁宗对他真才实学的认可与重用。

与王韶的运筹帷幄相得益彰的，是种谔这位铁血悍将。

种谔出身将门世家，自幼熟读兵书，弓马娴熟，更兼具非凡的军事洞察力。

仁宗年间，种谔通过武举入仕，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实战能力迅速崭露头角。

他深知西北边防的要害，尤其对西夏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在仁宗“问道十通”关于边防策略的策问中，他提出的“筑城固守、相机出击”的战术思想，与王韶的战略构想形成互补，深得仁宗赏识。

种谔的军事生涯，以勇猛果敢着称。

他在西北边境多次率军抗击西夏入侵，每战必身先士卒，鼓舞士气。

最着名的战绩便是率军收复绥州，此战中，种谔先是巧施计谋，招降西夏守将，而后迅速部署兵力，抵御西夏援军的反扑，以少胜多，大败西夏军队，成功将绥州纳入大宋版图。

此后，他驻守西北多年，修筑城堡，训练士卒，建立起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种谔的崛起，同样离不开仁宗的识人之明——正是仁宗打破了传统的门第限制，唯才是举，才让这位有勇有谋的将领得以施展抱负，为大宋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西北屏障。

仁宗朝之所以能涌现出王韶、种谔这样的旷世奇才，核心在于其选官制度的科学性与公正性，而“问道十通”便是这一制度的集中体现。

这十道策问，并非局限于经义章句的死记硬背，而是涵盖了治国理政、边防军务、民生经济、礼乐教化等方方面面，旨在考察应试者的实际才干与战略眼光。

仁宗深知，太平盛世并非靠空谈得来，唯有选拔出真正懂治国、善理事、能打仗的真才，大宋才能长治久安。

因此，他在阅卷时，从不拘泥于格式套路，而是着重关注应试者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重实学、轻虚名”的选拔标准，才让范仲淹，王安石，狄青，王韶、种谔等身怀绝技的人才得以脱颖而出，成为支撑大宋江山的栋梁。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却未能留下一位能完全继承其治国理念的子嗣，晚年传位于侄子宋英宗，此后大宋的国策逐渐偏离了仁宗时期的稳健轨道。

加之仁宗之后的几位帝王未能延续“唯才是举”的选官传统，朝堂之上渐生庸碌之风，曾经威震四方的西北军也因指挥失当而战力衰减。

最终，在靖康年间，金人铁蹄南下，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俘，上演了“靖康耻，犹未雪”的千古悲剧。

倘若仁宗能多活二十年，以他的仁厚与远见，必然能进一步巩固边防，整顿吏治，培养出更多像王韶、种谔这样的人才；

倘若他有一位能承继其衣钵的儿子，延续“问道十通”的选才标准，大宋的国力必然能持续强盛，金人即便虎视眈眈，也绝无可乘之机。

历史没有假如，但仁宗选拔真才的理念却得以传承。

赵翊深知仁宗“问道十通”的深远意义，更明白大宋亟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