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初冬，四九城还没下雪。

红星轧钢厂坐落在城东，厂房高大，烟囱冒着灰白色的烟。上午十点，陆远站在厂医院二楼的医务科长办公室窗前，看着下面灰扑扑的厂区。他身上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胸前的口袋上别着厂牌：医务科科长，陆远。

三天前，他睁开眼睛时，已经在这间办公室里。融合了系统给的身份记忆：二十五岁，留苏归来的医科大学生，组织关系刚从卫生部下属单位调到红星轧钢厂，担任医务科长。

“陆科长。”敲门声响起。

陆远转过身：“请进。”

推门进来的是医务科的干事小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脸上带着这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朝气。“科长，杨厂长让您过去一趟，说有事商量。”

“好，我这就去。”

陆远拿起桌上的笔记本，跟着小李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匆匆走过，见到他都点头打招呼：“陆科长。”

“嗯，忙着呢。”陆远回应得很自然。

融合记忆的好处就在于此——他不仅知道自己的身份，还知道这个时代的语言习惯、行为规范，甚至知道医务科每个人的名字和基本情况。

走到厂长办公室门口，小李就回去了。陆远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厂长杨为民正坐在办公桌后看文件。四十多岁的年纪，国字脸，眉头习惯性皱着，这是这个年代很多干部的标准表情。

“杨厂长，您找我？”

“陆科长来了，坐。”杨为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放下手里的文件，“刚调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习惯，厂里同志都很照顾。”陆远在椅子上坐下，姿势端正。

“那就好。”杨为民顿了顿，叹了口气，“有件事....本来不该刚来就麻烦你，但现在医务科老主任退了，你是留苏回来的高材生，只能找你了。”

“厂长您说。”

“咱们厂二车间，上个星期出了工伤事故，贾东旭同志……”杨为民又叹了口气，“没抢救过来。今天是头七，家属下午要来厂里办最后的手续。医务科这边，得有人出面对接一下。”

陆远心中一动。贾东旭....秦淮茹的丈夫。

“我明白了。”他点点头，“需要我做什么？”

“主要是安抚家属情绪，把抚恤金和后续待遇说清楚。”杨为民揉了揉眉心，“贾东旭同志是一级钳工，家里五口人——老母亲，媳妇，还有三个孩子。这一走，家里顶梁柱就塌了。厂里按规定给抚恤金，但....你知道的，光有钱不够。”

陆远当然知道。1960年，粮食供应已经很紧张，一个寡妇带三个孩子和一个婆婆，日子会很难过。

“下午家属几点来？”他问。

“两点。在厂医院太平间那边办手续。”杨为民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多小时。你先去准备一下，相关文件医务科应该有。”

“好，我这就去准备。”

从厂长办公室出来，陆远没有直接回医务科，而是先去了厂医院的太平间。那是一排平房最边上的一间，门上挂着锁。门口空荡荡的，只有几片枯叶被风吹着打转。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

回到医务科，他让小李把贾东旭的病历和事故报告找出来。厚厚一摞文件放在桌上，陆远一页页翻看。

工伤时间：1960年11月7日下午三点二十分。

事故原因：操作机器时违规操作，被卷压。

送医时间：下午三点四十分。

死亡时间：当晚九点十五分。

主治医生签字：王建国（已退休）。

陆远看完，合上文件。事故过程写得很清楚，责任认定也很明确——工人违规操作，厂里承担工伤责任，但不追究其他。

“科长，”小李小声说，“贾东旭的爱人……姓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