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队和物资的连长，那年二十六岁。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场大雪里。”林静婉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他和他的连队，用身体在齐腰深的雪中开出一条路，把我们从鬼子封锁线那边接过来。到了驻地，他们很多人脚都冻伤了，却急着帮我们卸药品，搭帐篷。”

她顿了顿，目光飘向远山：“你爷爷那时不爱说话，总是皱着眉看地图，或者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严肃得过分。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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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底，日军发动春季大扫荡，目标直指太行山根据地核心区域。傅水恒所在的连队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后方医院和八百多名伤员转移。

“那是我经历过最惨烈的七天。”陈老接过了话头，声音低沉，“我们连满编一百四十二人，要对抗日军一个加强大队和伪军一个团，近两千人。地形对我们有利，但弹药、粮食...什么都没有。水恒那几天几乎没合眼，他的眼睛里全是血丝，但眼神亮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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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声中，两位老人的叙述交织，将八十年前的画面一点点拼凑起来。

第四天，弹药告急。傅水恒做了一个决定：夜间突袭敌军弹药库。

“那是自杀任务。”陈老说，“所有人都知道。鬼子把弹药库守得铁桶一般，三个火力点互为犄角，照明弹整夜不停。水恒挑了十二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出发前，他在每个人手心里画了个奇怪的符号。”陈老伸出颤抖的右手，掌心向上，仿佛那个符号还在，“他说这是‘护身符’，祖传的。我们那时都笑他迷信，可后来...”

后来，十二个人奇迹般地渗透进去，炸掉了弹药库，十一个人活着回来——只有一个新兵在撤退时被流弹击中大腿。

“那孩子的腿本来保不住了。”林静婉轻声说，“伤口感染，高烧不退，我们所有的磺胺都用完了。水恒守了他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拿来一小包药粉，说是从被炸的日军医务所里找到的。”

“那是什么药？”傅博文忍不住问。

两位老人对视一眼，陈老缓缓摇头：“我们后来才知道，1942年，日军根本没有那种高效抗生素。那不是日军的药，可水恒从不解释药的来源。那个小战士活下来了，建国后做了县农机站的站长，前年才走。”

傅博文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他想起了爷爷的那个铁盒子，里面除了勋章和日记，还有一个从未有人能打开的“怀表”——其实不是怀表，而是一个精巧的金属装置，中心有一个淡淡的、和陈老描述极为相似的符号。

“第五天，鬼子调来了山炮。”陈老继续讲述，声音越来越低，“我们的阵地被炸平了两次，伤亡过半。水恒的左肩被弹片击中，静婉给他包扎时，发现伤口深可见骨。可他只休息了半小时，就又上前线了。”

林静婉接话道：“我追上去想让他至少打一针吗啡，他转过头对我说——我永远记得他的表情——他说‘林护士，如果我倒下了，帮我打开我贴身口袋里的本子，按照最后一页写的做’。”

“那是什么？”有人轻声问。

林静婉摇摇头：“我不知道。因为那天晚上，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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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深夜，日军发动总攻。残余的三十多名战士被压制在最后一道山梁上，下方就是正在艰难转移的伤员队伍。

“我们已经准备和阵地共存亡了。”陈老说，“水恒让我们把所有手榴弹集中起来，绑成集束手榴弹。他说要带两个人从侧面悬崖摸下去，炸日军的指挥所。那悬崖我们看过，根本下不去，那是绝路。”

“可他还是下去了。”林静婉说，“带着两个自愿跟去的战士。我拿着望远镜看，他们就像...就像壁虎一样贴在几乎垂直的崖壁上，一点一点往下挪。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落脚点，可他们就是能过去。”

“更奇怪的是，”陈老压低声音，“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