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实践者的审慎：“超越需要基础。我们的工业基础、供应链水平就在这里。一个好高骛远、无法落地的方案，再先进也是空中楼阁。先解决‘有无’，再追求‘好坏’和‘领先’，这是咱们所里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最初的几天，林雪和徐航回到临时住所后，都有些闷闷不乐。他们带回了认为最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却仿佛与研究所固有的工作模式和思维习惯格格不入，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挫败感。

“感觉他们有点……保守。”林雪叹了口气，用筷子无意识地拨弄着碗里的米饭。

“不是保守，是更现实。”徐航虽然也有些沮丧，但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他们考虑的是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最可靠、最经济地把事情做成。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做到理论上的最优。出发点不一样。”

这种隔阂和潜在的摩擦，显然没有逃过杨主任的眼睛。他没有直接干预具体的技术争论，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具智慧的方式来引导。

一周后，杨主任特意安排了一次小范围的交流会，请来了所里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张教授。张教授是更早一批从美国归来的学者，已在所里工作近十年，成功带领团队完成了多个重大项目，是海归与本土完美结合的典范，深受双方敬重。

交流会在一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张教授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分享了自己刚回国时遇到的类似困境。

“我刚回来那会儿，比你们还激进，”张教授笑着回忆，“满脑子都是我在斯坦福实验室的那一套，觉得国内的方法太‘土’。第一次项目讨论，我提出要用一种非常 fancy（花哨） 的优化算法，结果被老吴——对，就是吴工——问了几个关于算法收敛性和实时性的问题，当场就卡壳了。”

吴工也在场，闻言也笑了起来：“老张那时候可是憋得脸红脖子粗。”

张教授点点头，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后来我明白了，不是我们的知识没用，而是要用对地方。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是在他们的技术体系、工业基础上长出来的。我们直接搬过来，很可能水土不服。我们需要做的，是深刻理解我们自己的问题、约束和目标，然后，将国际前沿的知识作为一种工具库和参考系，‘嫁接’到我们自己的‘砧木’上，而不是试图把整棵大树都移过来。”

他看向林雪和徐航：“小林，你提到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很好，能不能先不追求大而全，尝试用它来解决我们FmEcA中某个最棘手的、关于多故障点关联性的具体问题？小徐，3d堆叠暂时有困难，但异步电路的低功耗思想，能不能先在某个局部模块，比如时钟管理单元上，进行探索性的设计和验证？”

这番话，如同拨云见日。林雪和徐航意识到，问题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应用的策略和角度。他们需要完成从“知识的搬运工”到“问题的解决者”的角色转变。

与此同时，杨主任也在不同场合，向吴工、王工这样的本土骨干做工作：“老吴，老王，小林、小徐他们带来的新东西，可能一开始看着不接地气，但那代表了未来的方向。我们这些人经验丰富，能把握住可靠性这个底线。但他们能帮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咱们不能固步自封，要敢于让他们试，甚至在可控范围内允许他们失败。他们踩坑的过程，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学习、进步的过程。”

在杨主任和张教授有意识的“架桥”和引导下，团队的氛围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林雪不再执着于推行整套“洋模型”，而是虚心向吴工请教研究所过去项目中的数据特点和工程经验。她发现，吴工虽然不擅长复杂的数学理论，但对系统内在的故障模式和薄弱环节有着近乎直觉的深刻理解，这种经验同样宝贵。她开始尝试将贝叶斯网络中的一些核心思想，与FmEcA的实践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更具针对性的混合分析方法，既提升了分析深度，又兼顾了可操作性。吴工看到她的调整和努力，态度也明显软化，开始更积极地与她讨论技术细节。

徐航则放下了“一步到位”的执念，接受了王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