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

官员配置上，除镇守总兵官外，设协守副总兵一人，辅佐总兵统筹军务。

参将九人，分驻九路，直接管辖各路兵马。

比如阳和参将驻阳和城，专司防御阴山方向的蒙古部落。

平虏参将驻平虏城，重点防范河套地区的袭扰。

这些将领多是久历沙场的宿将，个个熟悉边地军务，只是近年来受“吃空饷”之风影响，不少职位成了权贵子弟的“镀金之地”，真正能打仗的将领，反倒越来越少。

大同镇的防御工事，更是集大明边墙技术之大成。

核心是嘉靖年间构筑的“内五堡”防御群。

即镇边堡、镇川堡、宏赐堡、镇虏堡、镇河堡，这五座堡垒呈“一字长蛇阵”排布在大同城北三十里处，堡与堡之间相距十里，堡内驻有精锐边军，堡外挖有深壕，壕边植满荆棘，形成第一道纵深防线。

这套工事是嘉靖二十四年，总督翁万达为抵御俺答汗入侵所建，建成后，多次挫败蒙古部落的突袭，成了大同城北的“铁壁”。

再往外，便是成化二十一年，延绥巡抚余子俊督建的边墙体系。

这段边墙西起大同右卫，东至阳和口，全长三百余里，墙体用夯土筑成，外包青砖，高两丈五尺，顶阔一丈五尺，可容两马并行。

每隔二里筑一座墩台，墩台高三丈，台上驻有哨卒，台下可藏兵百人，遇有敌情，墩台之间可通过举烟、鸣炮传递信号。

白日举烟，黑夜点火，若遇大队敌军，再鸣炮为号，半日之内，消息便可传遍全镇。

这套边墙与墩台、壕堑结合，形成了第二道防线，与内五堡呼应，构成“内外联防”的格局。

最外围的，便是覆盖全镇的烽火通讯网。

四道九路下辖的七十座城堡，每座城堡都设有烽火台，大城堡旁设三座，小哨堡旁设一座，烽火台之间相距三里，形成密集的信号网络。

一旦蒙古部落入境，最前沿的哨堡先举火，相邻的烽火台依次传递，不到一个时辰，总兵府便可得知入侵的方向与兵力。

这套系统在成化、弘治年间运转流畅，只是到了万历后期，因边军缺饷、哨卒逃亡，不少烽火台成了空台，通讯效率大打折扣。

正因这般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同才被称为“京师之藩屏”。

可以说，大同安，则北疆安；大同乱，则京师危。

然而，这般雄关重镇，如今却隐伏着巨大的隐患。

越往大同以西，靠近陕西的方向，气候越发干旱。

自天启元年入夏以来，陕西北部、山西西部便滴雨未下，田地里的庄稼尽数枯死，河沟里的水干涸见底，百姓们吃不上饭，只能背井离乡，往相对富庶的大同方向逃来。

起初。

只是零星的流民，靠着乞讨为生。

可到了天启二年春，流民竟渐渐聚成了规模，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成了“成建制”的流民群体。

他们不像寻常流民那般四散逃亡，而是盘踞在大同以西的左云县、右玉县等偏远县域，占了废弃的军堡作为聚集地。

这些流民大多是农民，也有少量逃兵、手工业者，他们虽未举起反旗，却已开始劫掠过往商旅。

大同到陕西的商道上，常有驮着粮食、布匹的商队被劫，商人们要么被抢走货物，要么被勒索“买路钱”，稍有反抗，便会被流民殴打，甚至杀害。

左云县的百姓更是不堪其扰。

流民们缺粮时，会偷偷潜入村庄，抢百姓的存粮。

缺盐时，会砸开县城外的盐铺；到了夜里，还会在县城外游荡，吓得百姓不敢出门。

地方官也曾派兵驱赶，可流民人数太多，官兵一到，他们便躲进深山。

官兵一走，他们又回到军堡，往复几次，地方官也没了办法，只能上报大同镇总兵府，请求派兵围剿。